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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的“價值儲藏”與數字貨幣的“價值隱藏”

      周子衡 原創 | 2021-06-30 19:43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數字貨幣 貨幣價值 
       
       
      首發《第一財經》06.29.2021|周子衡
       
      貨幣學說史上,主流在于研討貨幣的實踐功用,而非其抽象本質。也就是說,“貨幣作什么用”比“貨幣是什么”更為核心重要。那么,貨幣有什么功用呢?
       
      西方政治經濟學時代的貨幣學說,給出了答案:價值尺度、支付工具、價值儲藏、國際貨幣。現而今,國際貨幣已被忽略,價值儲藏也很少提及,僅剩下“價值尺度”和“支付工具”兩項。于是乎,有人認為,“價值尺度”就成為貨幣之“本”,而“支付工具”就成為貨幣之“用”,進而宣稱,支付也基于價值。所謂的“價值尺度”,英文為,Unit of account,并無價值Value,純是譯者之“誤”。從漢語來理解,價值尺度是尺度,而非價值。對Account的理解,更不能將其抽象化為“價值”。Unit of account,是最接近于貨幣本質的部分,其本意大體接近于“記賬單位”。那么,價值儲藏相關價值,它的功用消失了嗎?
       
       
      所謂“價值儲藏(Store of value)”,其本意在于儲藏。如果貨幣本身已具有價值,那么,就不需要作儲藏安排了,直接儲藏貨幣即可,何來價值儲藏呢?貨幣一定要有自身價值,才能去“儲藏”價值嗎?這就涉及到“貨幣”與“通貨”兩個概念了。應當說,抽象地研討貨幣問題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經濟社會普遍地使用“通貨”的傳統一直持續到上一世紀初葉。在中國,人們稱之為“錢幣”,在西方,“通貨”指票據(含紙幣)和硬幣。
       
      一般來說,通貨有其物理性狀,常見于支付活動中,純粹的賬目流轉活動,并無所謂通貨可言。通貨往往可逐一地列舉出來,而中央銀行視角下的貨幣則劃分為不同的層次。早期的通貨,往往是具體的實物,貝殼、金屬、鹽、織物、皮革、煙草,等等。這些大多具有自身的商品屬性,屬于可流轉之物。
       
      然而,成為穩定的通貨之后,其商品屬性或功能已經大為退化。有如,唐代用作通貨的絹帛,雖是織物但大多基本上已無法實用,甚或制作之初,即不考慮其實用性。由此可見,所謂的價值儲藏,事實上就是價值的表征,其實物性質或商品屬性往往被淡化,乃至消解掉。那么,為什么仍以儲藏為貨幣的功用,而不徑直稱之為價值的代表或標志呢?也就是說,為什么需要“儲藏”呢?如何才叫儲藏呢?
       
       
      的的確確,價值儲藏問題變得頗為費解了。原因在于,現實實踐中,幾乎沒有什么價值儲藏的需求了。政治經濟學時代,卻并非如此。在英國,鐵路建設是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后才逐步展開的,借助于鐵路運輸,英國國內的商品市場才得以打破跨地域的時長限制,諸如新鮮農產品的跨地銷售才得以實現,更廣泛的市場有了及時而充沛的商品保障。在此之前,長距離貿易大體而言只是以耐儲藏的奢侈品為對象,諸如絲綢、貴金屬、玻璃、紅茶等;大量的貿易往往是短距離的,也就是說,市場在地理空間上非常狹窄,那么,產出又具有季節性,大量應季產出之后,不得即時消費,又不能更遠地銷售掉,那么,就需要做儲藏安排。在歐洲,北海諸國的鱈魚產量大,有季節性,根本無法即時消費掉,加工腌制鱈魚制成鱈魚干,是為必須。魚干的銷售半徑和銷售周期無疑要大大超出鮮魚,且魚干的儲藏與攜帶都大大優于鮮魚。由此,儲藏鱈魚干就替代儲藏其他商品了,這就成就了鱈魚干的“價值儲藏”功能,進而以鱈魚干作支付安排,乃至延伸為計價單位。亞當•斯密提及紐芬蘭漁民使用鱈魚干作為貨幣,是為一例。貨幣史上,鱈魚干也發展成為從紐芬蘭到西、北歐,乃至深入到地中海的“國際貨幣”。
       
       
      政治經濟學時代,機器的使用非常罕見,勞動的使用非常普遍,而大規模的生產均依賴于季節性的自然產出,那一時代的思想家們通過對經濟社會的觀察,非常容易得出的結論是,“價值”來自于自然或勞動,而通貨是對價值的計量與儲藏。時至今日,狹窄的市場體系幾乎被全面摧毀,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普遍發展,貨幣體系擺脫了鑄幣形態,為高度發達與普及的銀行貨幣體系所覆蓋,鱈魚干式的價值儲藏功能便不再必須或明顯了。
       
       
      應當說,價值儲藏是鑄幣時代,或貴金屬貨幣時期的貨幣功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之前的商品經濟時代的貨幣訴求;進入銀行貨幣時代,價值儲藏功能的重要性已經極大弱化了,經濟社會普遍關心的是,貨幣的利率水平和匯率水平。那么,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貨幣,是否仍具備價值儲藏功能,并以其作為訴求呢?
       
       
      這就要看數字經濟條件下,有無價值儲藏的需求了。數字經濟造就的是無遠弗屆的全域、全時、實時,乃至全員的市場體系,交易更是充分而即時的。在此社會經濟體系之下,“價值儲藏”無異于自我選擇退出,與商品經濟或鑄幣經濟時代的跨時、跨地安排等被迫退出,而必須作價值儲藏安排,是根本不同的。然而,所謂去中心化的加密數字資產的功能安排,其吸引人的部分,恰恰在于,交易的隱蔽性,換言之,不是“價值儲藏”,而是“價值隱藏”。鑄幣時代,價值隱藏并不困難,有如今日儲藏現鈔。問題在于,銀行時代的大量現鈔的儲藏乃至交易,往往受到監管當局的嚴格限制乃至禁止。
       
       
      鑄幣時代的貨幣價值儲藏功能,是商品儲藏的一種貨幣化的延伸或替代;銀行貨幣時代,已經沒有什么必要了,且貨幣活動日趨處于幾乎可完全監管的狀態下;數字經濟時代,加密數字資產的一項重要功能便是規避監管,提供了銀行貨幣所無法提供的功能保障。
       
      那么,中央銀行發行某種不受其監管的數字法幣呢?雖然各中央銀行在籌謀發行數字法幣時,均強調其隱私性,但是,不會放棄其可穿透監管的安排。正是,加密數字資產規避監管發生大量的支付及跨境支付等,促使中央銀行在強化有關監管的同時,醞釀發行推出數字法幣。那么,數字經濟條件下,價值隱藏需求是否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呢?其必然性是存在的,其合理性是存疑的。
       
       
      受既有銀行貨幣監管所限制的貨幣活動,在數字資產活動中得以規避,事實上,已然大量發生,換言之,這不是一個未來形態,而處于現在進行時態。其中包括并不限于,違規跨境支付、偷逃稅款、不法交易、洗錢,等等。那些銀行監管能力或水平本就成問題的有關當局,往往對此作出“灰色選擇”,對外開放允許甚或支持相關加密資產交易等活動,但是對內嚴格限制或禁止本國的實質參與。
       
      更有個別國家開始直接擁抱加密數字資產活動,給予其法定地位,免除其資本利得稅等,以期以此挽救其本幣的潛在失敗命運,換言之,此類國家貨幣當局事實上早已處于貨幣監管失敗之境地。由于加密數字資產受到追捧,價格不時上揚,這也促使部分銀行貨幣持有者選擇持有加密數字資產,其動機類近于投資,但實際效果相當于選擇了“價值儲藏”。當然,更多的是,兼而有之。
       
       
      數字貨幣的監管是否完全在功能目標上復制銀行貨幣監管,或者說,能夠為一定意義上的價值儲藏甚或價值隱藏提供支持呢?如果有關當局在數字金融活動監管問題上選擇并奉行不同于既有的監管標準或目標的話,無異于采取了差別監管或歧視性監管的立場或原則,而這是自毀堤壩的策略選擇,是不能為監管當局所最終選取。那么,在這個問題上的寬容性監管或開放性政策,只能是一個過渡性或階段性的安排,不能視作是監管當局的目標取向。長遠來看,價值的儲藏或隱藏,選擇NFTs等類型的數字資產更具合理性與可行性,也更易獲得法律的支持與監管的保障。
      個人簡介
      先后工作于中國華能集團公司、司法部中國法律事務中心、中信律師事務所等。1999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師從李揚教授,專攻金融學。2002年畢業,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2003年夏至2021年7月,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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